面对李子诚的恭请，张謇只是微微一笑，在沉默片刻后方才开口说道。

“政者，君相之事；学者，士大夫之事；业者，农工商之事。政虚而业实，政因而业果，学兼虚实为用，而通因果为权。士大夫生于民间，而不远于君相，然则消息其间，非士大夫之责而谁责哉？我之所倡，建设一新世界雏形之志,以雪中国地方不能自治之耻，而今于南通所行，仅只是借各股东资本之力，以成鄙人建设一新世界雏形之志”

张謇语重心长的道出自己所思所想。

“窃謇抱村落主义，经营地方自治，如实业、教育、水利、交通、慈善、公益诸端，始发生于謇兄弟一二人，后由各朋好之赞助，次第兴办，粗具规模，事未有成，而时不可再”

发出一声叹息之后，张謇看着若有所思的李子诚又继续说道。

“我所行所介之地方自治是从经济而非政治入手改造社会，以实业、教育、慈善作为地方自治的三大支柱，着力于地方的经济文化建设，无意于基层政治的控制和改造。即使在人才的培养上，夫也只注重农工商实业人才，夫所创办过各类学校，惟对于法政和军事两种学校自始至终坚持不办。”

他的这句话，倒是让李子诚一愣，在脑海中不禁浮现出这南通来，同时在心下思索着南通周边各地，张謇所享的威望，在江北南通一带，仿佛以他为元首之国，他方势力未侵犯，其实力可知，而他对于现在中国之政界，表面上虽无何等之关系，然以他在经济上、地方自治上有坚固之基础，不仅大总统及现任内阁，即地方政府亦无如之何也。虽说他持重自下，然在中国政界之潜势力，可谓不薄。

也就是说，张謇在经济和地方自治上的基础奠立了他在政治上的潜势力；而这种政治上的潜势力又反过来支撑了他的地方自治事业。正是以他为核心的精英集团掌握了南通地方事务的实际决策权，才使南通的区域现代化的进行有了切实的权威保障。这种奠立于经济和地方自治基础上的政治权威，与建立于赤luo裸的强制性暴力基础上的地方割据判然不同。他所力行的地方自治，其出发点不是要在政治上公开对抗和否定中央集权。他所着重的是地方经济振兴和区域社会的发展，而事实上，张謇也许没有刻意去侵夺对南通地方的政治控制权，却实现了对南通地方的实际控制，地方上的历任通、如、海、泰各县的县长、警察厅长、局长和镇守使之类，到任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拜访张謇，甚至南通警察厅厅长办案亦常向张謇请示，而且这些官员任免，政府事先也会征求他的意思，也就是说他对南通无控制之名，却有控制之实。

“自前朝起，我国设立最多的是法政类专门学校。而夫颇不以为然。这些法政毕业生其于社会，非徒无益，而又甚害焉。鄙人心痛之是以南通建设师、农、工、商、医各专门学校，而不敢及法政，诚慎之也……”

这会张謇的话反倒未入李子诚的耳中，想着他的这番说词，忍不住想着现在的时局，他所处的时代，正值国家权威衰微不振，政治体制全面土崩瓦解的时代，这样的时代环境虽然不利于作为民族资产阶级的张謇式人物的成长，却为独治一方自立自雄的地方权力精英的张謇式人物的出现提供了相对宽松的政治土壤和条件。

在20世纪初年的南通，张謇可以说是大权独揽，自行其是，连地方督抚和军阀对他亦“礼”让三分。这种矛盾复杂的政治现象，正是当时国家权威失坠，地方精英权力日趋膨胀的表现，是晚清民初中国特殊的政治社会环境造成的。

可到后来呢？

“政者君相之事，学者士大夫之事，业者农工商之事，各有分工，吾所致力的则为地方的经济文化和社会改良，吾地方自治之目标，其出发点不是要在政治上建立一个与中央权威相抗衡的由个人主宰的地方之政府，而是在国家暗蔽不足与谋的情况下建立一个自存立，自生活，自保卫的人民安居乐业的新村落而已。”

长叹一声，张謇又继续说道。

“治本维何？即各人抱村落主义，自治其地方之谓也。今人民痛苦极矣，求援于政府，政府顽固如此；求援于社会，社会腐败如彼。然则直接解救人民之痛苦，舍自治岂有他哉”

见李子诚整个人似陷入沉思，张謇又语重心长的说道。

“开始之时，你索要甚众，又以公司之地禁国家涉足其中，袁世凯自然有所警，虽公司之地之独立，使你少地方制衡，然却得总统之惕，可谓是得不偿失，然若无此之权，只怕今**所临会是阻力重重，以至导致事业失败，正所谓失之得之，子诚，非夫不愿救你，而实是无能为力，至于，六合，陇海路局，怕也只能一路走下去，不过……”

先表示了一番无能为力之后，张謇话峰一转望着李子诚吐出一番话来。

“你不妨自示其弱”

“自示其弱？”

正在思索问题的李子诚于心下一愣，怎么个自示其弱法。

而李子诚的诧让张謇微微一笑，放下手中的茶杯，笑看着眼前的年青人。

“子诚，去过上海租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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