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磊说：“我没有直接参与这个政策的制订，因为我从一开始对于这样的政策就是持否定态度的。国家财险公司为了显示决策民主，专门派人来征求我的意见，我提出了十点质疑，认为这个政策完全是有悖市场经济原则的，也违反了中国加入世贸协定时候的承诺，这样的政策一旦出台，将会使中国的改革开放倒退十年以上，并使中国的入世成果化为乌有。”

呃……，咱们能不能不要这么夸张啊？两名记者都有些受不了了，危言耸听明明是我们记者的看家本事好不好，你这样说话，算是戗行了。

康茨和伯恩斯坦是通过欧洲的一个基金会与高磊联系上的，名义上是一次普通的采访，但实际上却是希望高磊对首台套政策提出批评，这样欧洲媒体就可以用中国人自己的观点来质疑中国政府的政策，从而达到向中国政府施压的效果。关于这一个采访目的，基金会在与高磊联系的时候就已经明确说过了，现在高磊与记者的问答，一定程度上属于按照剧本在演戏。

高磊在无数个学术场合里都声称自己是“公共知识分子”，是所谓“独立学者”，自己的学术观点不会受政府的左右。这个标签让他在新兴的互联网世界里得到了广泛的赞誉，有无数以“公民”二字作为头像的网民成为他的拥趸，他随便发一条博客，就能够赢得数十万的点击以及数以千计的转发。

但自家人知道自家事，高磊很清楚，自己的“独立”只是相对于中国政府而言的，对于国外的金主，他绝对不敢独立，而是必须照着金主的吩咐去说话做事，否则人家能够给予他一切，也能够收回他的一切。

国际基金会左右学者的思想，当然不是用行政命令的方法，而是在基金申请的时候巧妙地给予一定的暗示。比如说，你的学术观点认为太阳是圆的，那么基金会就会把你拒之门外，反之，如果你认为太阳是方的，就能够轻易地赢得基金会的青睐。有了钱，你就能够广收门徒，能够参加各种学术研讨会，并在会上重复太阳是方的这一观点。

当一个学术圈子里有越来越多的人说太阳是方的，那么“日圆派”就会被嘲笑为落伍，优秀的学生也不会投奔他的门下。而“日方派”则会蒸蒸日上，直到学者自己都相信太阳的确是方的，自己眼睛看到的东西不过是幻觉而已。

高磊的本科和研究生教育都是在国内完成的，而且是在80年代前期，学的是很正统的苏式政治经济学，所以他最初是信奉计划经济理论的。他提出国际大协作理论，也并没有脱离计划经济的思维模式，强调的是由国家引导产业与国际接轨，形成国际合作链条，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这一点高磊并未否定。

在自己的理论遭到批评之后，高磊尝试着转向了西方学说。此时正值西方经济学界提出“回归斯密”的口号，即回到亚当斯密所鼓吹的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模式中，拒绝一切政府干预。高磊写了一些这方面的文章，果然得到西方学者的好评。在这种情况下，他一发不可收拾，全身心地投入到新自由主义理论的研究中去。当然，说是研究，其实主要也是拾西方学者的牙慧，然后再结合一些中国的事情来加以发挥。

西方学者对发展中国家的事情不了解，所以研究发展中国家的文章往往容易受到关注。你在文章里说中国只有30万人喝得起可乐，西方人便觉得终于发现了一个有良知的学者，居然揭露了这样的真相，如果不是他揭露，大家还以为中国人真的能吃得饱饭呢。

高磊通过写这样的文章出了名，得了利，慢慢地便把自己写的文章也当成了真实，在各种场合卖弄。他的一些演讲被人录成文字，在网络上传播，每每被冠以“总算有人说真话了”、“你不可不知的中国秘密”、“是中国人就转”之类的标题，加上他的教授身份，总能让一些人信以为真。

有些学者认真研究了高磊的成功秘诀，发现只要敢于胡说八道，在今天的世界上就能够扬名立万，于是也纷纷效仿，一个比一个说得更邪乎。高磊有时候也会看看这些学者发的文章，当发现其他学者的观点也与他一致的时候，他就更加相信，自己说的都是真的……

这就叫庄周梦蝶，梦来梦去，他已经弄不清自己到底是庄周，还是蝴蝶。

刚才高磊对两位西方记者说首台套政策的推出，是改革的巨大倒退，他还真不是故意要夸大其辞，而是内心就是这样想的。这些年，他已经习惯于从任何一点蛛丝马迹中“发现”改革倒退的迹象，而且每一次都必然是巨大倒退，稍不留神就会全面崩溃。他写了许多文章预言即将到来的危机，虽然每一次都没有应验，但这并不妨碍无数人称他是“最清醒的经济学家”。

这真是一个奇妙的时代，傻子太多，骗子都不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