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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团体，不管是政党还是部队，要想具备强悍的战斗力，除了发展生产力解决物质装备外，更要注重思想和组织建设。没有统一的指导思想和坚强的组织，即便人数再多，那也不过是乌合之众而已。
民众党和护卫军、人民军有赵振中所提出的“民众主义”做指导，加上不管是部队还是政党都是在赵振中的领导下发展起来的，没有国共两党那些山头、派系纷争困扰，因而，党和军队在指导思想上的统一和组织建设方面并不存在困难。
具备了物质条件，统一了指导思想，又建立了严密的组织，要想形成并保持战斗力就相对容易了。就民众党眼下来说，只要遵循赵振中所提出的“统一思想、加强学习、整顿作风、严肃纪律”等要求，形成、保持以及发挥团体战斗力也就是水到渠成的事。
而对部队来说，尽管其战斗力的培养和保持同样离不开物质基础、思想和组织建设，但作为一个捍卫集团利益的暴力机构，其战斗力的形成、保持和发扬却比其他组织体有为严格的要求。
在赵振中看来，影响部队战斗力水平的因素有很多，但有几项却是关键，其中主要包括：训练水平、作战意志、装备水平、后勤水平、指挥水平、编制情况等。
基层指挥人员需要根据上级命令，结合战场实际情况做出正确的战术布置，但中高层指挥人员，特别是赵振中这样身负护卫军、人民军以及两个根据地的安危和未来发展走向的人来说，更要着眼于全局，功夫更是在战场之外。
赵振中认为，一支部队固然可以通过多番硬仗、恶仗磨砺出强悍的战斗力，但那只是不得已情况下无奈的选择。有目的、有节制的通过对敌作战，检验并磨练部队战斗力，这无可厚非。但若仅仅只为了锤炼、检验部队，就将部队多次放在九生一死的环境中下并付出高昂代价，这已不仅是战略上的失当，更是指挥人员的不称职或者说是犯罪
非要在敌人把折腾得死去活来，那未免有自虐倾向。
以原本历史上中共武装发展为例，尽管长征在事实上锤炼了队伍，但它本身却是战略误之下，连番失败后不得已的选择。
况且，在撤离江西后，对于后面究竟要“走向何方”、“坚持多久”在该党和部队中是存在很大疑问的。就是到陕北后在该党和部队里也充斥着各种不同的想法，有的想北去蒙古，有的想西去新疆，还有的想南下打游击。尽管后来该党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但后来的成功却无法掩盖当初的误。长征只是一系列误集中爆发后的无奈选择，更是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的直接结果，从这个角度看，长征并不值得过于夸耀。
通过外部敌人来磨练队伍还让人可以接受，但中共仅仅为了臆想中的敌人，为了“纯洁队伍”而给的战友们冠以各种罪名，并肆意戕害，这已不仅是自虐，而是自残
中共的湘鄂西根据地，一度曾发展到正规军和地方武装6、7万人的规模，可仅仅去了一个国际派的夏曦，就能在根据地掀起腥风血雨，对人挥动屠刀，把一支蓬勃发展的队伍削减到3、4千人，甚至整个根据地内只剩下3个半党员这样所谓的“锤炼”、“纯洁队伍”是根本提高不了半点战斗力的，相反，却造成了队伍人心涣散，根据地最终丢失的恶果
这种把折腾得死去活来的磨砺，所留下的真的都是可靠的精锐么？实际上未必
长征之中，若非毛的存在及其一力坚持，中共一方面的队伍恐怕是难以生存下去的。即便到了陕北，若非毛掀起的整风扭转了国际派一家独大的局面，在一定时期内压制了多种误思想，中共肯定还是一个跟随苏联指挥棒运转的傀儡或附庸
不过，由于长征之前国际派主导的肃反及扩大化，已将国内许多有真知灼见的实干派给消灭掉。整风时，毛无人可用之下，也只能依靠国际派中分化出来的一些人来打压国际派。
组织上对有关人员清算的不彻底，使得犯有严重误的人依然在该党内占据了许多重要领导职位，甚至其中最大的国际派曾占据中央领导位置达半个世纪之久而曾在该党内负责保卫、审查其他人员的重要负责人，本身竟从未履行过入党的组织手续，是个“假党员”
原本历史上，王明在37年11月回到国内，周便与项、博等国际背景深厚的人和王一起组成了长江局。而长江局的出现，是先斩后奏，成立之后才通报陕北中央的。甚至在1937年底，王明和长江局还背着陕北的毛、张，擅自以中央名义发表《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公开提出了“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的主张。王明更要求政治局全体到武汉在国民党眼皮子底下开会，结果还真有不少人要去。就连军中影响甚大的彭也向长江局输诚。
正是这样的公开误主张，在中共队伍中造成了极大地思想混乱，导致相当部分党员干部误地认识时局、对国民党产生了幻想，造成了极大地损失其后，在以周为书记的中共南方局直接领导之下，又分别发生了“皖南事变”和“南委事件”，损失了新四军军部及直属队和中共江西、广东、广西三省的地下组织。
这种情况，直到季米特洛夫派王稼祥回国传达共产国际对毛明确支持的指示，才在其后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撤消了长江局。而一干原本奉王为主的人，马上掉转枪口对王口诛笔伐。被众叛亲离所激怒的王明，后来干脆扯下遮羞布，爆出上海临时中央去苏区篡权的猛料
毛得知后当时就震惊了。随后，在41年9月10日的召开了著名的“九月会议”。无比愤怒的毛，对苏区后期的九份文件，写下了一篇长达五万多字的批判文章，点了几位政治局委员的名，而且用词辛辣、刻薄，甚至还带有某些挖苦。当然，为了给某些人保存点颜面，毛从未将这篇文章公开发表。不过，41年曾任毛的秘书的胡乔木，在后来回忆毛的书中却对这篇批判文章有所提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