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伊朗人之前，非洲有些酋长也这么干，但他们只是酋长，或者部落武装首领，不属于文明国家领袖，最多偶尔得势，也被定性为“军阀”。军阀杀外交官是有的，军阀不代表国家，就跟1920年代国内那些军阀一样，他们也杀过。）

从此以后，美国人自然可以拉低“快速反应护侨”的门槛下限。因为美国是伊朗人质危机的直接受害国，他们这么干，国际社会想谴责都很难谴责。

相当于伊朗人刷新了一次文明社会的下限后，要其他所有跟美国所建国际秩序不对付的国家一起背锅，一起承担被突破下限恶意揣测和假想防卫的下场。

美国人只要一句“我怎么知道这个国家会不会跟伊朗一样没下限”，就动武了。

……

把叶纨所说的理论推演梗概捋清之后，就是如何形成一篇扎实的内部论文、或者说外交托辞的事儿了。

从想法，到落实到可以经得起国际社会推敲的严密外交辞令，还有很大差距的。

千万别小看这部分工作的价值。

可以这么说，在1983年，要是哪个人能把上面那番假象推演，落实成久经考验外交文件黑话、递交给美国总统，那绝对是至少价值千万美元的学术成果。

这一点不吹牛，因为美国总统就需要这么一份文件，来让他“想出兵动武的时候，少花几天时间跟国会扯皮、让美军反应速度更快”。

从经济角度来算，能加速数天美军军事行动突然性的智力成果，得多值钱？

能第一个想出来，为总统分忧的人，如果是个美国公民，那么给国务卿当个十年八年助理、成为智库成员，绝对是没跑了。

可惜顾骜不是美国公民，也不想当美国公民，他只能用来换一点别的利益——比如，原先设想好的，增加后续成果的公信力。

同时让基辛格相信顾骜的其他预言，“堤防今年其他要向民猪化过渡的拉美国家，被苏联渗透的风险”，把这种“主动假象防卫”的使用范围扩大化，在格林纳达用完，再去阿根廷用一用，比如把激进盟黑成苏左，拉一把阿右的正义档。

然后顾骜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的夹带私货，具体怎么拉，李根总统不会过问的。

这也是美国传统了。

就像尼克松，不会知道水门事件中，执行层的种种煞笔行径。而且CIA和FBI做事儿的时候，经常会用“先提出几个更不靠谱的方案，让上级否决，然后再提出一个不那么靠谱的方案，换取执行”的手法。

因为CIA和FBI本来做的就是惊世骇俗的事情，他们已经习惯了被否决了，几十年发展下来后，CIA和FBI的前沿执行层就习惯了，故意拿几个不靠谱的先送上去被拒，以满足“甲方不先拒绝乙方几个设计方案就不舒服斯基”的心里毛病。

而甲方往往在拒绝了几个方案后，就不好意思再继续拒绝了，这是心理学上的人类共性。

很多甲方让乙方改了N稿设计案后，反驳欲被满足充分了，说不定最后绕了一圈通过的就是一开始的设计初稿。

“水门事件”在执行层时，其实就是一次“本来还不太靠谱、还想用来被拒绝的铺垫计划”，不小心被通过了，导致的后续灾难。

而这一次，要是CIA的人执行海外渗透扶持任务时，也不小心乌龙了呢？

美国素来有让CIA帮国务卿执行海外秘密渗透的习惯。比如杜勒斯时代，杜勒斯本人是国务卿，他亲弟弟就是中情局局长。杜勒斯兄弟是“联合水果”公司的大股东，所以一旦有拉美国家搞土地国有化、侵害“联合水果”公司的商业利益，杜勒斯兄弟就一个外交施压一个秘密渗透，把对方的总统换掉。

比如，不小心把一个“本来作为一稿送给甲方看、准备被甲方拒绝的方案”，结果甲方突然脑抽实施了呢？

当然，这里的甲方，明面上是罗纳尔多.贝内托总统，事实上决定和被启发的人，有可能是已经下野的加尔铁里前总统。

更不可能有人知道，那些“就是准备满足甲方拒绝欲”的脑残预备案，究竟是从谁那儿来的。

因为CIA办事的时候，本来就不在乎这些“凑数PPT”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