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以为今天要白跑一趟了。

国家居然有这种政策？只许赔本不许赚钱？赚了钱就算犯法？

那还开放这个代理制度干嘛？直接让中间商去死不就好了？谁会来做必赔钱的买卖呢？

徐凌怕大伙儿理解还不透彻，就又拿他半年前引进的《追捕》，作为例子算了一波：

“比如我买《追捕》的时候，该片制作成本折算成美元大约是200万，在曰本国内的票房大约是500多万美元，刨除分成后（制片方/发行方/院线按433分成），只能算是略赚。

因为曰本国内成绩就不好，所以海外买断价也比较低，当时日方开价10万美元，最后厂里一边砍价，一边找了个愿意赔本做好事的曰本中间商，实际只花了5万美元引进……”

（注：按照最后国内3000万人民币的票房而言，这是很赚的，制片厂可以分到120万美元，相当于25倍的利润。

但当时国家缺外汇，所以只看到‘白花掉了5万美元，却只在锅里赚中国人自己的钱’，因此经济上的创收并没有被表彰，觉得只是左手倒右手。那时候只有赚洋人的钱才光荣。）

听到这儿，胆子颇大的马风鼓起勇气，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徐老师，按您的说法，当时引进《追捕》，是有一家曰本中间商主动出来承担了亏损？才促成了这笔交易？”

徐凌肯定道：“没错，是一家三井财阀下面的非营利性机构，文化宣传性质的，以8万美元从大映映画手中买下了该片在大陆的买断版权，然后亏了3万美元、以5万美元卖给我们厂的。”

马风不解：“那那家曰本机构是国际注意战士不成？千里迢迢跑到中国来只为了亏钱？”

“他们是为了文化输出，好促进我们的开放和对日交流，为整个经济合作大环境造势。”顾骜打断了马风的问题，亲自回答了他。

徐凌听了之后，赞许地看了顾骜一眼，显然是觉得这小子眼光不错。

“文化输出？”马风有些没明白，显然他的脑回路还没跟上，只停留在纯粹算经济账面的程度上。

顾骜叹道：“我觉得，他们的输出很成功。亏掉3万美元，却让3亿中国人去看了一部曰本的电影，知道曰本已经有了新干线、私人飞机、东京到处都是摩天大楼，还会改变一代人对曰本的看法。曾经我们的父辈眼里，曰本人只是残暴的鬼子，现在我们却看到了生活中的曰本人——从这个角度来看，你还觉得这3万美元亏么？”

马风和其他几个小伙伴都挠了挠头：原来小鬼子已经进化到这样算账了……

而徐主任听了，则轻轻咳嗽了一声：“嗯……那个，小顾同志，注意措辞啊，国家目前的政策是对日友好，很多日商也确实在赎罪，大量对华投资、提供低息无息美元贷款。咱说话不能违反国家导向呐……”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知道您的意思。”顾骜也不算什么仇日分子，他知道如何区分对待各类曰本人。

民族仇恨，总是在经济增长乏力的时候，才会比较突出。大家都想着发展经济的时候，往往没什么空。

顾骜道歉之后，立刻话锋一转：“不过徐主任，我不觉得‘不许中间商倒腾版权赚差价’，我就不能做这个生意了——我愿意为国家做这个赔本买卖，当这个中间商。”

徐凌完全想不明白：“你打算怎么做？”

顾骜拿起白瓷的茅台酒瓶，给各自又斟了满满一杯：“徐主任，国家禁止中间商往译制片首尾插广告么？”

“广告？”徐凌一愣，“电影哪来的广告？那是电视上才有的吧。”

1979年的国内电视台，是确实已经有商业广告了。不过因为没有有线电视，大部分人只能收到一个CCXV、一个省台。

有些偏远贫困的地方连省台都还没建立起来。至于第一波地级市电视台，大约要84年前后才普及。（金陵台80年1月建台，这是特例，国内最早的省会电视台）

顾骜不理会徐凌的模棱两可，坚持追问：“您就说，如果中间商帮你们低价拿回来版权，但是要在片头片尾剪辑一些广告上去，政策允不允许。”

徐凌想了想：“这广告值多少钱……不好界定啊。说不定咱直接跟原始制片方谈、允许他们也插播广告的话，版权价能比中间商那儿拿更低呢？所以还是不能排除中间商投机倒把的嫌疑，除非……”

“除非什么？”

“除非中间商插了广告后，一分钱不要，直接白送给国内的译制片厂！”

“行，那就这么说定了。”顾骜直接举杯，跟对方爽快地碰了一下。

“蛤？”徐凌直接傻了，“小顾同志，你没听清我的话么？我说的是白送！你小心亏死啊！”

顾骜大义凛然地说：“那就当为国家做贡献了——曰本财阀都有这个觉悟，我们受了国家教育的人，现在有点钱了，难道觉悟还不如曰本人么？”

“那……你真是高风亮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