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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山中的雪地里，数十个身穿白色披风的军人迈着沉重的步伐一步一步的走着，天空中并没有和往常的时候一样下着大雪，反而是晴空万里，没有浓雾，没有大雪的天气里视线极为开阔，向远处眺望，只见白茫茫的一片，千里冰封似乎说的就是这种景象了吧。

这数十个人走过了一小队山坳后，突然前头的人停了下来，然后数声芬兰语的低声口令就是从前头陆续传了下来，整个队伍迅速的停了下来，然后迅速的散开了散兵线在几个士官的带领下靠近。

队伍的前头，一个满脸胡子的芬兰上尉此时正在和身边的一个有着明显东方人面孔的人在说着什么，那人尽管穿着厚重的芬兰冬装军服，但是他的黄色的脸庞和黑色的眼睛和头发都表明了他是一个东方的黄种人，而且还佩戴着芬兰陆军中的中尉军衔。

1939年的冬天，在芬兰和苏俄打的昏天暗地的时候，能够出现在苏芬战争前线的黄种人也只有可能是中国人了，而且还能够和芬兰部队一起行动的那只有一种人，那就是中国的军官顾问团。

中国向芬兰派出的军官顾问团以胡泽云中将为首，另外三名少将，四十多个校官，而剩下的两百多个人中，绝大部分都是尉官，这些基本上都是在短短数天之内被中**方召集起来，然后通过空运的方式集中起来并派遣到了芬兰。虽然这些人还处于中国陆军的现役，不过到了芬兰后则是以志愿者的名义进入芬兰部队服役，并以顾问的形式进入到芬兰各级部队中，帮助芬兰制定各类战斗计划，甚至直接带领芬兰部队进行战斗。

而这批三百多人的军官顾问团给芬兰带来了极大的战斗力提升，芬兰部队的战斗力虽然强悍，但是这说的只是他们的单兵战斗水平，而军官阶层，尤其是高级将官阶层的指挥水平实际上很一般，这主要是受限于欧洲整体战术理论僵化的影响。

而中国别的不多，就是名将一大堆，中国国内的那些名声显赫的将领一个个都是战功显赫的人，其中的大多数人可能并不被外国民众所熟知，但是中国的几个将领却是在全球范围内被人耳熟而详的，比如沈纲、左玉刚。其中的左玉刚在二十年代里更是被西方媒体当成了中**人的代表形象，作战勇猛，个人形象刚毅俊朗，当然更重要的是，左玉刚这从军一生中，不**小战事，未尝一败！

这种经历别说是其他国家里的将领很少能够找到，即便是在名将云集的中国陆军中，左玉刚的名声也是显赫无比的，中国的这么多现役上将中，从来都没有战败过的只有左玉刚。

用着无数次的战争磨练出来的中国高级军官团体的素质在全球范围内绝对是首屈一指的，而哪怕是中低层军官的素质也是让其他国家为之羡慕。

这点和中国经历了多场战争，以至于战斗经验丰富有关，更和中国这几十年来的优军政策有关，陈敬云建立国民军的那一天起，就注定了军官在社会上的高超地位，崇高的社会地位，丰厚的收入，报效国家复兴华夏，这些东西加起来就导致了在中国里，考军校当军官是比考大学后去当公务员更为吸引人的发展途径。

大量年轻学子的踊跃竞争，也就能够让中国的数大低级军官培训学校能够招收到最优秀的学生，而这些优秀人才的加入也就奠定了中**官群体的高素质。

在各国的普通民众眼中，信奉华夏优越论的中**官团是一个比德国容克军官团还要强势、激进、排外的军官群体。

不管说他好也吧，说他坏也罢，但是中国的军官群体素质之高，那是各国所公认的，这种整个社会环境所造成的事实也是其他国家所无法复制的，除了中国，还有什么国家里的顶级豪族几乎都把子弟送去从军的？顶级豪门里的洪家、林家、郑家几乎个个都有嫡系子弟在军中服役，更不用说陈敬云的儿子清一色都是在军中。

除了中国，还有什么国家里的中产阶层子弟视从军为提升家族地位，踏入共和国权贵行列的最佳选择的？

除了中国，还有什么国家的农村子弟视从军为改变人生，摆脱大地束缚为最佳也是最容易的选择的。

没有！

也许还有人说不从军也能当官啊！当官一样可以改变人生提高社会地位，但是从军当了军官，如果能够一路高升是最好不过了，只要能够爬上少将这个位置，基本上就代表着你的家族已经踏进了中国的权贵阶层。哪怕是晋升的速度很慢，但是到了服役期限的年龄后，退役后一般都会被安排到文官系统里担任文官职位，换句话说退役后的军官也就是文官。

再者，在高级将官和文官体系中，也是不太一样，高级将官中一般都是持续在军中服役，哪怕到了六七十岁的时候也还能够担任要职，被迫退役的例子非常非常的少，而且军中的贪污现象也比较少，很少将领会因为经济或者其他问题被拉下来的。但是文官的风险就大很多了，文官体系中首先是贪污问题，当官有几个是不贪的，而且文官的待遇也远不如军官方便，而且交际应酬也要更多，所以贪钱是必然的，而三十年代后中国的反贪污越来越严厉，不但有监察部里的纠察司和警察部的反贪局盯着，更要命的是那些调查局的特工，只要调查局那边发现了大案子并且下了大决心去查，那基本上就是大案，而在调查局的观念里头所谓的大案不是说牵扯的金额有多少，而是特指牵连的人数特别多，一件贪污案中，没有拉下来十来个司局级的官员，几百个厅处级官员，调查局那边都不好意思说是大案的。

不过人家调查局的特工也忙得很，没事一般也不会搭理这些普通的贪污案，只有和国家安全扯上关系的时候才会插手，比如军方的采购案里头短斤少两，又比如某些国家重点工程里贪墨金钱，又或者是和外国势力有所勾结，调查局查处官员的经济问题一般都是因为国家安全，而并不是官员的贪污本身。但是一旦查了，那么就会牵连的非常广，一个案子里抓捕并枪毙几百个官员都是可能的。

所以在30年代的中国，当官其实是挺危险的一件工作，对比起来，从军要安全很多，虽然有打仗无眼一说，但是实际战斗中校官以上级别的军官是很少受伤或者阵亡的，这个数字甚至都比不上自然生死病老的人数。

除了贪污这些风险外，还有文官的晋升体系极其僵硬，中国的军官体系晋升制度就够僵硬的了，但是文官的晋升体系更加僵硬，几乎所有人都得熬资历，功劳再大也得熬资历，毕竟向刘大均、马寅初这种经济专家出身的官员还是极少数的，中国的文官中，绝大部分还是通过公务员考试，然后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中国独特的环境造成了中国的军官群体社会地位较高，而社会地位较高的同时也为军官群体吸引了大量的优秀年轻人加入其中。

中国的这三百多名军官顾问一到达芬兰后，就到了芬兰各级机构中担任顾问，而胡泽云中将更是率领顾问团里的众多高级参谋为芬兰制定了整体的战略计划，利用芬兰的地形以及严寒天气进行防御式的作战，并利用芬兰人的高素质单兵战斗力组织众多的猎杀小队，用来进行非常规猎杀作战，以杀伤苏军有生目标为主要目标。